施陶芬贝格事件的发生，既有安保部门的疏忽所致，但是那也还不是主要原因——哪怕如米国这样松懈的国家，一样有严密的内部审查和侦察，具体手段自然无需赘述，反正德国人的军队内部监督机制肯定是不会有缺漏的。
最大的问题是，米国人的军法处就是由军队自己执行负责的，和一线作战部队人员有共同的上级，而德国人的内部监督部门却被无形割裂成了两套班子。卡纳里斯上将虽然是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可是他也同时是帝国安全部的副部长，这一双重身份让卡纳里斯上将在国防军中的信用力受到了怀疑，而且卡纳里斯本人毕竟是海军出身，陆军中的那些下属对他也是多有不服，此前为了防止国防军和武装档卫军之间的问题过于激化，维勒安也是默许了国防军对自己的内部安全问题“自治”的态度，这也是元首希特勒对勃劳希契乃至后来的博克元帅等老派国防军元帅的承诺，“以免肮脏的武装档卫军把手伸进国防军内部干一些栽赃陷害的恶心事儿”。
现在，出了施陶芬贝格这回事儿，维勒安自然是要“尽量公允”的进行处置，另一方面，也免不了把侦察过程中发现的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国防军中高层将领捅到了希特勒那里，让元首亲自定夺。
……
“什么？这么小一件事情，居然会牵扯到这么多人？包括被龙德施泰特元帅从西线总司令位置上替下来后赋闲的维茨莱本元帅？证据可靠么？动机是什么呢？”
一贯容易暴怒的希特勒在收到这份报告的时候，罕见地没有震怒，反而是觉得一丝诧异，在它看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愤怒，但那也不过是帝国中层军官中有一些人顶不住精神压力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本没有蓄意叛国的动机，一看到维勒安上报上来的牵涉人员名单，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维勒安是在借机铲除异己的念头——虽然对于维勒安铲除异己的行为他本身是不反对的，毕竟维勒安要铲除的异己也都是对元首有所反对的人。
因为维勒安还在中东主持大局，所以由在柏林的卡纳里斯负责向元首汇报这件事情。卡纳里斯上将也是帝国安全部中相对来说最独立于维勒安的高层了，多少有点希特勒放在维勒安身边互相牵制的意思，当1941年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遇刺案之后，卡纳里斯也被希特勒以“维勒安部长身体需要调养”的原因授予过更大的权力，此刻维勒安故意让他来汇报而不是莱因哈特，显然也有撇清自己铲除异己的嫌疑之意。
“元首，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维茨莱本元帅和另外4名将领、22名参谋部、大本营军官，外加高加索的B集团军群几十名作战部队军官确实都是牵涉其中，只是维茨莱本和部分大本营官员只是受到了一定的蒙蔽和互相利用——维茨莱本元帅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让事发相关的各级安保部门放松了戒备，并放过了一些本来应该严加审核的东西。
但是维茨莱本元帅等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具体是什么，按照施陶芬贝格等人和涉案的大本营将帅之间的独立供词对证后可以确认，维茨莱本元帅一直以为他们想要通过秘密渠道披露出来的是一些关于莫德尔元帅等人的私人丑闻，包括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让下属背黑锅等小事，目的是想要打击莫德尔元帅的威望并使之受到调查。”
“这是什么荒唐的逻辑？和莫德尔又有什么关系。”
“元首您别激动，和莫德尔元帅当然没有关系——只是国防军高层中有个别极端偏左的将帅觉得莫德尔元帅的快速升迁是因为他出卖了国防军的荣誉感和武装档卫军沆瀣一气，无条件绝对服从元首您的命令，失去了国防军元帅的独立……”
“你是说，国防军那帮老糊涂看到他们当中有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就嫉妒那个同僚升迁地快么？”
“元首，您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些是相关的证据，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经过了一周的审讯后，在1943年7月20日这一天，施陶芬贝格中校等22名作战部队中级军官中，14名首要者被以叛国罪的罪名就地处决，另外8名知情不报者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处以开除军职并监禁；在大本营方面，德军二十名元帅中最不受希特勒待见的、自从被龙德施泰特元帅从西线总司令的位置上替掉后就处于实际打酱油状态的维茨莱本元帅因为“突发性精神疾患”住进了精神病院，国防军安保部门下属17名涉案军官也或有枪毙，或者一撸到底。总的来说，国防军中被处决人数大约30余人，监禁者六七十，撤职者过百，除此之外没有造成更大的波动。
对维勒安来说，最关键的是国防军保卫部门经过这一事件后，不得不放开了自己的门户之见，接受帝国安全部直接的人事处置权，一批批非国防军科班出身的安全军官得以快速渗透进来。
事件发生后，戈培尔部长和元首都亲自举行了多次对全体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和电视讲话，首次提出了“德意志不仅需要骑士精神的战争，更要做好总体战的准备，每一个德国人民，都应该为总体战的动员做出自己的贡献。战争，绝不只是军人的事情，绝不只是国防军的事情，而是全体德意志人民的事情。”旨在说服德国公众相信胜利必须通过总体战来赢得。
演讲非常成功，德国国民中那种“穿上军装才打仗，脱下军装不游击”的死板精神受到了一定的触动，国防军荣誉感对德国战争机器运作的影响力也被相应降低。
一系列讲话结束后，戈培尔部长宣布了元首的最新决定——成立德意志战时总动员委员会，赋予战时总动员委员会——这一总动员委员会历史上来得太晚了，因为国防军和经济部门的推诿和阻力，它直到库尔斯克会战结束后才开始筹备，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才得到足够不受阻挠的权力去统筹调度一切国民经济和军备领域的资源——而现在，德军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之前，就终于借着这一契机走上了打破国防军垄断体系的总动员状态，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维勒安。蒙斯克部长被任命为德意志战时总动员委员会总监，宣传部长保罗。戈培尔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则分别担任副总监，以下各级编组不能尽述。
……
施陶芬贝格及其同谋者在接受紧急审讯的日子里，土耳其军队的七八十万主力终于翻过了大高加索山。而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部队在维勒安麾下的武装档卫军换防下从巴统撤离了大小高加索山之间的格鲁吉亚领土，被北调去支援曼施坦因。
为了处置好亚美尼亚人和奥赛梯人的抵抗问题，维勒安亲自飞临巴统坐镇，指挥武装档卫军各部通过挤压把抵抗者压缩到哥里－第比利斯－瓦纳佐尔这一三角地带，随后静待土耳其军队和当地新拉起来的车晨、达吉斯坦、印古什人武装力量与苏联叛匪武装进行山地绞杀作战。
在叙述这场乏味且低技术含量的战争之前，我们需要看一下双方的实力对比：在战争爆发前，亚美尼亚总人口约227万人，其中亚美尼亚人195万。奥赛梯人总人口43万，其中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地区拥有奥赛梯人26万。在战争期间，因为是亲苏的民族，他们也多有被斯大林征兵入伍参加战斗，加上土耳其人前期攻入西南亚美尼亚地区的相对富庶的高原地带时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驱赶，算上各种损耗后，当德军合拢包围圈的时候，这片三角地带内还有130万亚美尼亚人和22万奥赛梯人，其中青壮不会超过30万。
在他们的对面，有70万土耳其正规军，和15万印古什/车晨武装人员，外加十几万达吉斯坦人——车晨和印古什人是奥赛梯人给苏军当带路档攻陷外高加索三国时的主要受害者，和奥赛梯人的仇恨不可谓不深，而斯大林在1926年开始清算“富农”问题的时候，印古什和车晨人更是重灾区——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执行的是“处决或流放全部富农”的策略，而具体到针对车晨人这些山地游牧民族，斯大林定下的指标是“一户人家只要有一匹马，就算是富农”。
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户人家都找不出一匹马的牧民么？斯大林的野望，在那一刻也就昭然若揭深深刻进了高加索山民的心中。现在终于到了德军入境挑动他们报仇的时候了，自然是不遗余力青壮尽出，不足五十万总人口的车晨人就出了十万以上的武装人员，拿着德国人提供的缴获自苏军的简陋武器上了战场。从莫辛纳甘到波波沙，从贝鲁特弯刀到廓尔喀狗腿刀，简直无奇不有。
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不过是一群炮灰罢了，德国人只是想用他们洗掉奥赛梯人和亚美尼亚人，根本不在乎是否珍惜他们的生命。
……
没有人是嗜杀之人，所以那些最原始蒙昧的战斗杀戮经过就不去赘述了，尤其是这种战斗的双方都是最愚昧的高加索山民，只不过其中一方是山民中的和谐教徒，一方是东正教化了的不伦不类者罢了。一切都与德军无关，他们只是在一些明显出格了而且容易暴露一些不和谐事端的场合派轰炸机和重炮部队清场，干一些两边都洗干净的事情，以免再发生类似于施陶芬贝格中校叛变事件那样落人口实的无谓损失——当然，事后都会对外宣传为“英勇冒进的车晨武装在奥赛梯歹徒的围堵下无畏地发出了‘向我开炮’的英雄口号，试图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种说法很符合西方世界对苏联人——确切的说是任何一个活在铁幕下的人的认识，无论他是否是俄罗斯人——维勒安的这招绝户计，也就没有被挖出什么不当的地方，即使数十年后翻案风盛行，那也已经是往事一桩了。
7月15日，车晨人和印古什人杀入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到8月初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为止，双方总计有五十万人命在这座小城里消失了，包括苏军驻防部队指挥官卡扎耶夫少将。斯大林的远亲旁支凡是留在哥里的被统统斩尽杀绝没有一个得到幸免。其祖茔和故居则被炸弹变成了十几米深、方圆数百米的大坑，后来成为了一处处理德军在巴库战役后残留下来难以销毁的化学武器废料填埋场，数十年间寸草不生。